躁郁：两个不同的我，交替在同一个身体里
“舅舅,你都快四十岁了，天天待在家里，不去工作，还要外婆外公养，外婆外公死了你怎么办怎么办啊？”九岁的小外甥又开始教训我了。
是啊，一表人才的我曾经是父母的骄傲家族的希望。从小就成绩优秀能说会道，小学中学大学一直是文艺积极分子，晚会的主持人，演讲赛的最佳辩手。一下课小朋友就围着我要我给他们讲杨家将薛家将神雕侠侣的故事，博学多才是大家一致的看法。
而我自己却感到一丝奇怪：这么能表现，大场合一点都不怵，和小伙伴在一起时却没什么话，关系也处不好。
好像有两个我，一个阳光豁达积极，一个内敛拘谨懦弱，同时藏在我的身体里。
躁郁
1999年8月19日，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。
我大学是读旅游管理，当时在一家旅行社实习，带客人游览上海。突然那天，我觉得说不出话，不敢看人的眼睛，动作思维明显减慢，脑子重而沉，觉得脑子里有一股力量把我往后拽。
我感觉不对劲，就去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看门诊。先是填了量表，医生问了我一些问题，确定我是抑郁发作，就配了安拿芬尼（老款的三环类抗抑郁药）。
只吃了四天，我就感到脑子里的那股力量要往外喷射出来，人完全变样了。不睡觉也感到精力无限，食欲性欲猛增，眼神异常犀利，没人敢跟我对视。思维疯狂运转，给通讯录每一个人打电话，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。
晚上不睡觉，写工作计划书，洋洋洒洒几千字一气呵成。写书法，临摹李白、苏轼、辛弃疾狂放派的诗词，挂在床头，父母不许就和他们吵架。觉得自己体力很好，从杨浦走到外滩，2个小时也不累。去上海申花队要求加入，人家不接待，就买几条中华烟给门卫。每天打扮的山清水秀，出入高档场所，见人只说英文。在咖啡厅让服务员帮我看一下包，我去洗手间，回来后给服务员1000元小费。
有一次去国际会议中心，不知道市政府正在里面开会，形迹可疑被安全局的人带到保安室接受询问，因为实在没有犯罪证据被赶了出去。买了一样电器觉得不好，店家不允许，就把人家告上法庭，在法庭上侃侃而谈，官司输了也毫不在意。
那一次是最厉害的躁狂发作，想想都后怕。一直持续了半年（之间不吃药），之后就抑郁发作，动不了，天天在家里睡觉，一天睡二十个小时，一天只吃一碗泡饭。对任何事情都没兴趣，最长两个月不出家门。
谋生
2002年我进了一家外企，做销售。那时状态比较好（已经稳定吃药了）。三个月，我的业绩全公司第一，最多时候我个人业绩是占整个公司的七成。总经理非常赏识，2004年派到国外培训，回上海后独立负责新项目的运作。
可是状态老是起伏，一个月正常10天抑郁20天，我只能在好的时候拼命工作，不好的时候就去书店坐一天。
同事领导隐隐约约感到我的情绪反常，但不知道是病，我也不敢说。新项目做的并不好。2007年北京分公司发生变故，我自告奋勇提出去北京。总经理考虑后同意，我春节后赴任北京分公司任总经理（当时有些兴奋），工资增加一倍。
刚到北京的时候状态好，什么事我都抢着做。招聘、培训、财务、开发市场、维护老客户，北京的同事也渐渐认可我。期间觉得好了，就自行停药。这是非常大的错误。4个月后，抑郁又一次发作，我加大药量还是不行。去安定医院治疗无效，我把药量加大到四倍，身上出红色药疹，还是抑郁。
我知道撑不下去了，电话总经理，说要退掉已经租赁的公寓，回上海，总经理电话里没说什么，只发了短信说：“你在搞什么？”
回上海，经过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两个月的治疗，基本恢复了。再进公司，每个同事看我的眼神都变了，有的说我精神分裂了，有的建议我去参加特奥会（特奥会就精神智力残疾人运动会，当时正在上海举行）。
我知道待不下去，辞职。这家外企工作了六年是我工作最长的一家公司。之后应聘了几家公司，职位都不低，但是最多三个月必定抑郁发作，发作的时候连工资都不知道怎么去讨要。
后来我觉得还是找个兼职吧，不要朝九晚五，发病了也好休息。我摆过地摊，做过电话销售，发传单，卖葡萄，卖助动车，帮证券公司开户。都没有底薪，尝尽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。
记得有一次去建材城拉客户证券开户，三天我脚上就起了5个是泡，一周我的大脚趾盖都脱落了。有一个水泡在两个脚趾之间，非常痛，不能走路，我就用一张餐巾纸裹在两个脚趾之间。晚上回到家，脱下袜子，发现泡破了，纸巾和皮肤黏在了一起。我用力一拉，整块皮肤都撕下来了。看到红色的一瓣瓣的肉，我哭了。
的确开了几个户，我本可以佣金。但后来抑郁发作，一个多月没去公司。公司说我不来报到，就不发佣金给我。我也没办法，因为没有劳动合同，一切都是公司说了算。
就这样还要被父母骂：你怕苦怕累，好逸恶劳，啃老。我反驳不了……
治疗
2008、2009年都是在床上度过的，连世博会也是被姐姐硬拖过去看了一次。病友说电击对我这样的老病号有效，自己的钱早就用光了，就开口问妈妈要钱，被妈妈一口拒绝：你没病，别跟我说，你去跟医生说……
当时我真的绝望了。妈妈是非常爱我的，但是她坚定的认为我没病，是偷懒。我说服不了她。
那晚我去外滩站了一夜，面对着黄浦江我重复着一句话：跳还是不跳。这样活着没有尊严没有质量，其实死了对自己对家人更好。另一个我说：你这样来人世间一遭不值得，再试一种治疗方式吧，万一好了呢、万一好了呢？
爸爸给我钱让我去做电击，但是做电击一定要有人陪同。长期不接触社会，我的人际关系都断了。妈妈不能指望，爸爸在上班，我含泪把这事告诉了爷爷。爷爷85岁了站都站不稳了，一拍胸脯：大孙子我陪你去。
家到医院要一个半小时的地铁，上海早高峰的地铁挤得前胸贴后背，我和爷爷挤在人堆里，听到他大声的喘着气，我握紧他的手，眼泪再也止不住了……我不敢看他的脸,老人家80多岁了一天没享到孙子的福，现在还要陪着精神病的孙子去做电击……
电击之后稳定了几个月，但还是抑郁发作。我了解到上海RJ医院有手术外科治疗抑郁症，就是在头颅的两侧各钻一个小孔，用电极丝探入毁损病变的神经通路。那个主刀的医生医生说肯定有效，但整个手术大概三万元。我身上没有钱了，爸爸看我老治不好也不愿再给我钱。我考虑再三还是要试一试，透支信用卡，还不上拉我去坐牢也无所谓了。
最近又开始吃药了，现在效果不错，但我知道以后还是会复发的。也不再找工作了，现在在一个抗抑郁组织里当志愿者。虽然没有收入，但我想帮帮那些病人，他们比我惨的多了去了，我再怎么说也是上海户口，饭还是有吃的，也有睡的地方，那些没有依靠的病人怎么办啊？
有一次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门口看到一个小伙子跪着要饭，地上一张纸上写着，没钱看病，我想活。一边放着厚厚一摞药费单和一大堆药物壳子。我问他：“小伙子你怎么啦？”“没钱看病。”“你有医保吗？”“没工作，没医保。”“你父母不帮你吗？”“父母不理解。”
小伙子哭了。我也哭了。
我把身上所有的钱17元5毛都给了他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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